电子证据科学性初探

从电子证据的概念入手，通过探讨其内涵与外延，分析了电子证据与传统证据之间的逻辑关联性。通过具体案例，分析论证了信息系统是建立在一整套规则体系下的信息表示系统这一内在本质。作为人类发明创造物的客观存在的信息系统，在司法领域扮演着“沉默的现场知情人”的角色，天然地服务于侦查工作。而电子证据的科学性，正在基于对信息系统规则体系下的数据含义的“解读”，这种“解读”也正是目前有关电子数据的司法鉴定制度所管辖的。     

风险社会下食品安全的体系刑法观--以修正案（八）对食品安全犯罪的修改为线索

以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安全犯罪的修改为线索，依托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对其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单纯地加重法定刑并不是应对风险社会中食品安全问题的充分命题。只有在体系的观念下对其进行反思，才能应对食品安全风险的现代化挑战。     

证据裁判原则与刑事错案的防范

证据裁判原则是现代司法证据制度的核心原则,要求在对证据资格进行审查判断时应当遵循相关性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传闻证据规则和意见证据规则,在对证据的证明力进行审查判断时应当遵循证据补强规则。刑事错案产生的证据原因包括口供本位主义、案卷证据中心主义的盛行以及庭审质证的缺失等。从证据裁判的角度出发,刑事错案的防范应当由口供本位走向物证本位,完善直接言词原则,提高必要证人出庭率,同时还要确立被告人质证权,完善质证规则,证明标准下的疑罪从无应坚持"次优选择"。     

论被追诉者的知情权

被追诉者的知情权是指被追诉者对公安司法机关的诉讼活动,依法享有的了解案件有关情况及法律依据的权利。被追诉者的知情权是其行使其他诉讼权利的基础,体现了被追诉者的诉讼主体地位。充分保障被追诉者的知情权,有利于实现程序公正和诉讼民主。     

附条件逮捕之理论初探

附条件逮捕发端于司法实践,对协调办案需要和人权保障意义重大。但各地运行状况并不统一,学界也存在着一定的理论争议。对此可以从文本认同、理论认同和感情认同三个角度加以探讨,既指出理论质疑,也阐明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改善的必要性。     

真正身份犯之共犯问题研究

真正身份犯（构成身份犯）的共犯问题是整个共犯与身份问题的核心。从可能性上讲，非真正身份犯完全可以构成真正身份犯的共犯；从范围上来讲，应以非身份犯是否能够参与真正身份犯的部分实行行为为标准来界定无身份者是否可以成立有身份者的共同正犯。在无身份者教唆、帮助有身份者实施真正身份犯的定性上，宜从纷繁复杂的学说争论的迷思中脱离出来，以想象竞合犯原则并结合罪刑相适应原则进行处理；在有身份者教唆或帮助无身份者实行犯罪的场合，宜将有身份者作为间接正犯处罚。     

关于排除传闻证据的理由、范围和意义的思考

在我国,传闻证据规则本身就有可能成为一种"传闻"的危险.因此,在建构我国传闻证据规则时,应首先将这些"传闻"排除.排除传闻证据的主要理由并不是传闻证据不真实和不可靠,而是若采纳该证据就剥夺了被告人的宪法性权利--对质询问权;传闻证据规则的例外也不应当仅仅是指证人出庭作证不能,至少还包括迟缓的对质询问、先前的对质询问、双方当事人同意等,而且这些例外还必须符合其他特定条件;传闻证据规则的确立无助于解决证人不出庭作证问题,恰恰相反,证人出庭作证是传闻证据规则得以运行的前提.关健词:传闻证据规则;传闻证据;排除     

关于“使用盗窃”行为在网络背景下入罪化的思考

"使用盗窃"行为在传统的刑事立法、司法和刑法理论中,处于争议地带。尽管在大陆法系国家"使用盗窃"多有立法例,但是中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对此加以回避。而网络日益普遍的现实,以及网络空间中违法犯罪的高发态势,导致将网络空间中危害巨大的"非法使用网络资源"的"使用盗窃"行为,加以入罪化,已经迫在眉睫。     

国际执法合作:反腐败斗争的新路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主要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联合国反腐败领域的第一个重要公约,加入和实施该公约对于中国的反腐败斗争必将产生深远影响。该公约的签署揭开了反腐败领域的国际执法合作的新篇章,这为我们的反腐败斗争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新路径,即集世界各国之力共同打击腐败这一人类公敌。适时调整我们的刑事司法制度,适应公约的要求,加大反腐败国际执法合作的力度,让贪官污吏真正无处可逃,是当前一个刻不容缓的重大课题。     

全程录音录像制度之正读

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全程录音录像制度是遏制刑讯逼供的重要法宝、是印证讯问笔录的重要载体、是记录“案中案”是否发生的重要工具。当前,全程录音录像制度主要存在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粗疏、选择性录音录像问题突出、监督机制缺失等问题。完善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切实防范刑事错案,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规定、加强内外监督,实现侦查机关与羁押场所管理体制上的分离。